陶渊明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说:“闲静少言,不慕荣利。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”其中颇有争论的,便是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,这是怎样一种读书方法,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?还的得从一些历史渊源说起。
西汉时期讲灾异,东汉时期讲谶纬,专投皇帝之所好,部分经学家(当然也有一少部分例外)及训诂学家以牵强附会、堆砌文字、搞繁琐章句为能事,如秦延君说《尚书》“尧典”二字竟达10万多字,说“曰若嵇古”4字多至3万多言,甚至一经说至百余万言。汉代一些文学家和经学家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,多多益善,铺天盖地,使文学作品的义理阐发如同字典辞书,令人不能卒读。在统治阶级的有意提倡下,《诗经》及很多其他文学作品,都在经学家的“建构”中成了统治阶级的舆论工具,这种影响流弊甚远,也延伸到了学术创作。
魏晋战乱频繁,统治阶级无力进行汉代那样的文化高压政策,加上文人心境的变化,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,对文学的认识有了更为正确的切入点,汉代一些典籍的“微言大义”得到了魏晋读书人的理性认识,很多没有价值的繁琐章句被摒弃,加之当时文学与佛教、玄学等理论互相发展,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便有了它的时代因素。读书是为了娱乐和求知,远离这一目的去旁征博引,穿凿附会,那就是“甚”,也就是无中生有。汉儒的一些章句训诂,晋代人有意摒弃,不缠夹于字句,就是“不求甚解”。明代杨慎在《丹铅杂录》中说:“《晋书》云,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,此语俗世之见,后世不晓也。余思其故,自两汉以来,训诂甚行,说五千之文,至于二三万言。陶心知厌之,故超然真见,独契古初,而晚废训诂,俗士不达,便谓其不求甚解矣。”类似于中国特定时期用阶级斗争学说牵强解释的一些文化典籍,读之,也便“不求甚解”的好。可以说,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不单单是陶渊明的读书趣向,更是晋代学人的整体价值追求。
当然,与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相对应的还有一句:“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。陶渊明读书,更侧重的是后者。他有自己的读书标准和审美趋向,不是“全盘接受”。事实也证明,读书过程中不加分析、不加取舍,全盘接受是行不通的,是真正意义上的不会读书。陶渊明“好读书”指的是所有的书,“不求甚解”指的是其中牵强附会的地方,“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指的是其中的精髓。他的这种读书方法,在当时很受人推崇,以至一种境界。魏晋人“越名教而崇尚自然”,讲究“兴会”,相对于汉代而言,是一种文学上的自觉和时代的进步。
至于后来这句话流变成了“好读书,惟不求甚解”甚至侧重于“不求甚解”,而专意避开“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,实在是对陶渊明先生的一种误读,如若不对中国文学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,便很难解释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陶渊明说“好读书”,侧重点在于“每有会意”,而不在于“不求甚解”。如果对一本好书,甚至对专业书籍,也“不求甚解”,那么也就谈不上“好读书”了,充其量也就是“翻书”罢了,距离陶渊明先生的读书境界也就差十万八千里了。